在每年必重播的抗日神剧《亮剑》中，李云龙在最后1955年全军大授衔被授予少将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只因为他认为凭战功自己至少能评个中将。
看似李云龙这个虚拟人物是在电视剧中闹情绪，但实际上1955年大授衔之前确实有很多人不服气自己的军衔，当时作为评定组负责人的罗荣桓深有感触。
作为总政部长，罗荣桓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甚至临到只剩两个月就要大授衔，却还没有拟定最终的评衔名单。
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竟然导致罗荣桓的评衔工作拖延至此，难不成还有特殊的人物是他也难以权衡的吗？
全军授衔，迫在眉睫
其实，新中国建国后最开始并没有给全军上下评定军衔，1955年授衔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军队管理方面的产物。
国内首次引进“军衔”这一西方舶来军制的人是袁世凯，他从1904年编练北洋新军开始就起了谋划，后来基本整个北洋军都发展出了相对规范的授衔制。
袁世凯落幕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走上台前，后者受北洋军和西方军队发展的影响，也在国民党内部施行了军衔评定。
只不过老蒋在国民党内部评定军衔，完全不顾那些既成的评定标准，而是只顾自己喜好，毕竟自己就是全党一把手，所以国民党内部的军衔评定十分混乱。
举个简单的例子，戴笠这个臭名远扬的军统教父、特务头子，基本可以理解为老蒋麾下的重臣，但临死都只是个少将，谁也不知道老蒋到底是何居心。
当然，我国军衔制度的诞生，主要有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北边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因为两党同一阵营的关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军有不少的高级将领前往苏联学习，见识过军衔制的优越性，但也明白“少校师长”和“少校司令”同时存在的尴尬。
其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志愿军入朝作战，但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有军衔，这就导致和朝军方面的沟通存在了一定问题，这种缺陷也加速了军衔制度的进一步诞生。
综合多种因素，军委考虑到解放军已经不再是当初几百人的红军小部队，急剧扩充的军队规模给军队的指挥、后勤等带来了巨大问题，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1952年，“军衔制”的研究被提上台前，负责这项光荣任务的是总政部和国防部，因为国防部长彭老总还在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所以主要负责人就只剩下总政部长罗荣桓。
因为任务的特殊性，罗荣桓为了群策群力，研究小组并不局限于两个部门的军官成员，组里还有一个外国人——卡苏林，后者担任建国后的军事顾问。
最初，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根据苏军的军衔制度设计出了第一版方案“6等20级”，整体脱胎于苏联军衔，但又多出了“准上将”和“准尉”军衔。
但这个方案还没等迎来最终讨论，就被卡苏林以“苏军没有”的荒唐理由向苏联反应，最后在莫斯科的“压力”及中苏联合作战的未来顾虑下，这版存在“准将”的军衔方案最后只能掩于尘土。
1953年，在顾虑苏联方面意见的情况下，罗荣桓率领军衔制度研究小组再度推出一版军衔方案，由“大将”代替“准上将”，并新增了“大校”军衔，去掉了“准尉”。
这一版方案最终获得了军委认可，只可惜因为全军在过去革命战争中的贡献难以统计，再加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入朝作战，当年并没有仓促上马军衔制度。
1954年10月，讨论了足足两年的军衔制度，终于被宣布在1955年开始执行，这是我军军衔制度真正走上倒计时的关键时期。
元帅大将，谁上谁下
俗话讲，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自古都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放到现代军队当中，那自然就是看将领的军事指挥水平，军衔评定亦是如此。
根据军委通过的第二套军衔制度方案来看，从上到下共分为元帅、将军、校、尉、军事、兵6个等级，外界最为关注的自然是最上面的元帅和将军这两个等级的人选。
像后世闻名的“大元帅”虚衔，其实就是为最高领袖毛主席所专门设立的，类似于苏联方面的斯大林，但是毛主席考虑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影响，决定带头退出评衔。
有了毛主席做表率，以周总理等一大批建国后从军队转业的政工干部也先后退出了军衔评定工作，可以说给罗荣桓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无形中跨过了很多阻碍。
因为评衔这种事情最是得罪人，罗荣桓这个评先小组组长先后不知道被骂了多少次，哪怕他再多维度地考虑一个人的对等军衔，总是有人不服气。
后来毛主席也多次开导罗荣桓，军衔评定对于整个新中国军队现代化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步，叮嘱对方一定不要有心理压力，有问题就去找他。
最后，评衔小组总结阶段工作，向罗荣桓汇报说基本全部完成，除了5个人的身份特殊，具体军衔评定还需要罗荣桓亲自拍板定调子。
拿到名单的罗荣桓，看了一眼之后眉头紧锁，上面写着“刘子奇、黄鹄显、曾克林、谭友林、李赤然”。
这老几位都是军队干部中的老革命了，资历深是一方面，个个战功也不俗，但每个人的军职都不是很高。
刘子奇将军，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沙战役、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作战。
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参谋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位。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哈尔滨市保安司令、牡丹江军分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六五师师长、党委书记等职位。
刘子奇战功赫赫，但从1930年到1950年间，整整二十年一直担任师长，罗荣桓经过多方调查才发现，原来中央多次想给他升职，均被拒绝。刘子奇最大的心愿就是跟着部队在一线战斗，因此每次升职的机会都给了别人，到现在军衔评定的时候卡住了。
黄鹄显将军，17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22岁便当上了红30军的参谋长，他带领队伍打过不少胜仗战功赫赫，1937年初，跟随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发生血战，黄鹄显被俘，直至三个月后才侥幸逃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黄鹄显历任八路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陕甘宁边区造纸厂副厂长，热河纵队参谋长，热河军区代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参谋长、一三四师师长等职位，战功赫赫。
黄鹄显的特殊经历，使得罗荣桓对他的评衔有些犯难。
曾克林将军，16岁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平西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
但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克林的指挥能力有些不尽如人意。
不过，曾克林在我国空军建设上做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后更是在海军任职30年，成为陆海空“全能将军”。
谭友林将军，14岁参加革命，19岁参加长征，20岁时任红2方面军32军96师政委，虽然年纪轻轻，但颇具威信。
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第4纵队6旅旅长、新四军第4师12旅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合江军区第1（勃利）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34师政委、解放军第39军副军长等职位。
朝鲜战争期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
谭友林虽然参军很早，但前期干的大都是政工的活儿，后来才转到军事岗位的。
李赤然将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红15军团第81师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东征战役、西征战役。
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政治委员，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警备第五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河防、晋察冀反“扫荡”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期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军分区兼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政治委员、第六师政治委员、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兰州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位。
李赤然战功显赫，但由于战局等多方面因素，他的职位并不是一路高升，这让罗荣桓感到是非为难，找到李赤然想了解一下他的想法。
李赤然缺把功名看的很轻，也很理解罗荣桓的为难之处。
罗荣桓综合多方面标准考虑，最终以上5人纷纷授予少将军衔。
最后的1955年大授衔仪式，到如今仍然是解放军军史上堪称军星耀眼的一幕，真正的大将如云、猛将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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